限制薪金、管制物價，以有形之手干預無形之手的運作，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色，這樣做的後果是人們工作不起勁、物價穩定市場如一潭死水，而商品因為投資 不足而嚴重匱乏，政府終於要實行配額制，其結果當然是社會主義經濟宣告壽終正寢。中國在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以至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的拆除），打破 政治意識枷鎖，市場步向自由化，勞力和商品價格根據供需即由市場決定，是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北京驕傲地向世人宣揚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 功，對此很少人會不同意，直至數個月前，地方當局正式「過問」與民生直接有關的物品如麵食和豬肉的價格，筆者才領悟到「中國特色」包含了物價管制。換句話 說，中國全力進行經濟改革，但物價管制作為一種「最後武器」只是被收藏備用而非被拋進垃圾堆！當通貨膨脹有死灰復燃之象時，這種有深廣負面後遺症只能治標 不能治本的武器便派上用場。 對於本報讀者來說，糧食價格之大漲，早在預期之中，因為種種數據顯示一方面需求大增，這是經濟欣欣向榮的同時令數以億計人 民（主要來自中國和印度）豐衣足食的必然現象；一方面則是溫室效應（不管是人為的還是數百年一次的自然循環）令全球氣候失常造成農作物歉收，再加上以美國 為首的能源進口國全力發展以農作物為主材料的生化代用能源，令本因食指浩繁消耗糧大增而扯緊的糧食供應愈呈不足，在自由市場，供不應求價格必然上升，其對 通脹的影響，則要看糧食在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所佔權數的輕重而定，統計學家告訴我們，發達國家家庭僅用很低比例的可動用資金於溫飽上（大家還記得「恩格爾定 律」〔Engel's Law﹞嗎？），糧價升降因而對日常生活影響不大；但在新興市場國家，食物仍佔家庭開支的相當比重，因此糧食價格上升會對民生產生重大衝擊，一個負責任、 有力駕馭市場和有明確政治目標的政府，採取管制物價的行政措施，是抑制物價升勢最有效最方便和最能獲廣大民意支持的─這麼多好處，令決策者明知此舉會扭曲 市場機制亦在所不惜。
經濟（自由貿易）環球化固然令政府有效管治的國家得益，而全球經濟興盛對原料需求殷切，還有期內美元滙價持續下滑，令商品期貨價格不斷漲升，經濟高增 長國家便有通脹肆虐民不聊生之苦，阿根廷是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數月前（六月十四日）《經濟學人》和《紐約時報》（四月四日，文題為〈限制牛扒價 格〉，按牛肉在一百數十年前為該國著名的產物，但和該國經濟一沉難起一樣，對牛扒食家來說，阿根廷牛肉早不「入流」）都對其管制能源進而「要求」生產商 「自願」凍結物價（包括食糖、麵粉、麵包……以至鉛筆）有詳細報道，而當這些措施證實無效時，政府索性在統計數據上做手腳，可惜阿根廷還有言論自由，非政 府喉舌傳媒對物價騰貴如昔通脹率卻從二○○五年的百分之十二點三下降至今年九月的百分之五點八，都不敢相信，非官方經濟學者認為「真正通脹率」接近百分之 二十。阿根廷新總統克里斯蒂娜如何理順乃夫留下的爛攤子，值得關注。
俄羅斯是原料價格暴漲的主要受惠國之一，這反映國家財政從九十年代末期瀕臨破產到現在有四千五百多億美元的外滙儲備上，俄羅斯又有擴軍黷武的本錢，可 是，俄國糧食不能自供自給，靠進口便無法不受國際價格上升的影響；為了紓解民怨免致打擊執政黨在十二月二日議會選舉中（亦為本港立法會議員補選日）的勝 算，當局已和商界達成把民生必需品價格凍結在十月十五日的水平。管制物價，是俄羅斯政府駕輕就熟之舉。
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亦面對同一難題。國家發改委經濟運行局副局長朱宏任去周五發表〈加強宏調抑制通脹〉的談話，針對的主要是「高耗能高排放行業」 （？）增長過快的情況，並無提及糧食價格的問題；事實上，糧價今年八月比去年同期升百分之十八點二，為消費者物價指數升至十一年來新高的百分之六點五的底 因，當消息於九月中旬公布後，美聯社報道當局下令凍結多種物品價格，當局高度關注糧價升勢，是因為鄉鎮居民用於食物上的開支約為總收入三分之一。溫家寶總 理在烏茲別克首都對香港記者談及油價上調問題時指出：「我們已形成了一套機制，並且做好了周密部署。」那主要是國家給消費者的補貼，令客運、民用氣、出租 車用油、低收入者及農用柴油不必隨油價上升而加價，這當然有利民生和抑壓通脹升勢，雖然對締造「和諧社會」有利，但於促進市場活動則大大不利。從投資角度 看，這種保障消費者權益的舉措正是建立在犧牲股東利益之上，這樣的政策，和開放資本市場的大方向是相違背的。筆者認為，不顧企業利潤令全民受益，以共產黨 的價值觀，是理當如此的；問題是如今很多企業已上市，真正是「全民持有」，這樣做和股東利益便有衝突，這對他們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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